1966年9月，东北局的书记宋任穷通过信件向黄火青及其同事传达了一则消息，建议他们前往北京养病，称这是上级的指示。然而，当时的黄火青心中颇为犹豫，他并不愿意去京城，主要担心这样会为国家增加不必要的财务负担。回想1965年，他因胃癌而赴京手术，经过三个月的住院治疗，才得以返回沈阳休养，这才过去不久，如今竟又要前往北京，他心中不安，害怕再次耗费公家的钱。在他未曾意识到的情况下，一个重大的运动正在暗中酝酿。当他最终决定去京时，却已无法抽身，只得向他人求助。
随着运动的逼近，局势愈发生变。有一则大字报指责欧阳钦与黄火青在养病期间声称自己因病在宾馆奢糜消费且让公家承担费用。为了避免被他人评价，黄火青果断给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拨打电话，表达希望能转到军队医院治疗的愿望，希望以此来避免一些尴尬和麻烦。
在曾绍山的安排下，黄火青获得了护送，来到大连警备区居住。在这里，警备区的司令员邓岳对他的生活非常关心，时常彼此交流，进行轻松的交谈，讨论当下的形势，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国庆节结束后，黄火青借此机会到周边走动，观察实地的工作情况，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展开剩余69%随着1967年1月的到来，上级决定将各省首脑接至北京进行保护，这时他已身处大连警备区，要求他立刻前往沈阳宾馆，然后再进京。但因挂念家中妻儿，他还是选择先回家探望。可与此同时，有人得知他的行踪，迅速前来阻截。黄火青回到家中尚未吃上饭，就被那些寻找他的人强行带走，并被关押在农学院的一间空置房间里。
与他同处的还有他的司机以及大连警备区的一名护士。十月后的东北，气温骤降，房屋内没有暖气，对于刚获康复的六十多岁老人来说，他的身体状况显得愈发脆弱。护士感慨，这样的环境实在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因此，他被转移至学生宿舍居住。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批斗大会，他遭受了不少折磨。
随着身体状况的持续恶化，围绕他的人开始感到忧虑，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终于安排医生为他检查，并决定将他转至大医院进行恢复治疗。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境，他写信给东北局书记宋任穷，恳请能够前往北京就医。尽管此时的宋任穷自己处境也不甚理想，但他依然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在经过一番请示和汇报后，他终于获得了批准，允许离开。
从1967年4月到1969年10月间，他在中组部的招待所居住了两年多。此时，他虽然被搁置一旁，却在精神和身体上获得了些许的恢复，悠闲无事之际，他开始阅读书籍，练习书法，似乎别无他法。他阅读了几本经济学书籍，反复整理出七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摘抄下了17本笔记。
尽管身处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但问题依然存在。有时能碰到从辽宁赶来的人，他们高声疾呼寻找黄火青，他便选择躲避，直到那人因找不到他而带着不满离去，才能稍感宽慰。
后来，他被安排外出参与劳动，有些人被派往二七机车车辆厂，而有的人则去了新华印刷厂。1969年10月，黄火青与欧阳钦等人重返沈阳，但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依然没有正式的工作，每月仅获得60元的生活费和一些粮食。闲暇时，他开始开荒种菜，填补日常的空闲，打发时间。
到了1975年，他再次回到北京，在中组部的招待所中静养。从1965年至1975年，他前后经历了十年，一共三次来到北京。在1965年生病之后，他一直未再参与工作，处于闲置状态，直至1978年才重新开始工作。此时，他已年届77岁，身体的状况也无法支持他再做过多的事情。直到1982年，他进入了新成立的中顾委。在中顾委中，年长于他的领导者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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